这是本人在昨天举办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”上的发言内容，我事后根据回忆整理成文，并有所增删。对这一问题，我基本没研究，只是身置会场，略有感受。有外行话，请读者谅解。 各位，生老病死，人生之四端。生给人们以喜、以乐，老给人们以愁、以忧，病给人们以苦、痛，死给人们以哀、以伤。人皆怕死，也畏病痛，但人来到世间，不得不面对之。因此，也不得不面对，不论是和谐的，还是纷争的。近八年来，因种种原因，我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医院，对此很有感受，也有苦难言。今天早上之所以迟到，原因就是去了医院。昨晚向徐老师请假时，我有意隐去了这一层原因，以免他担心。 刻下，医患纠纷已然成为我国最引人注目的民事纠纷之一，今天一上午各位专家从实证、制度、鉴定、取证等多视角对医患关系、医患纠纷及其解决做出了总结和反思。我相信，在座的各位都会从这些发言和评论中获益良多，自然，对我本人也启发良多。我想借此机会，提出从多视角、多维度对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进行思考的问题。 首先，从医者视角反思：我们究竟对医院、医生报以道德期待还是规范期待？“医者父母心”，这是长期以来，我们对医生和医院的期待。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对医生和医院的道德期待。“医术精湛、医德高尚”，是当代国民对医生的崇高评价；“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这一我们这代人耳熟能详的口号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对医生的道德期待。然而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，当今中国绝大多数医院实行自负盈亏，政府拨款已然不存（除个别特殊医院外），于是不得不面对“医者功利心”的问题。越是杏林高手，越被医院绑在功利的战车上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患者仅仅对医生、医院以“父母心”来要求，是不是不合时宜？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医生，知名的不知名的都有，他们知道我的职业身份，不时给我这样讲：我们做医生的，前脚在医院，后脚可能在法院；前脚在病房，后脚可能在班房。在医生、医院已经不是靠道德，而是靠功利扩展其事业的情形下，制度究竟如何跟进？理念究竟如何更改？我想，这或许是我们思考问题的重要一维。 其次，从患者视角反思：“医闹”现象，究竟是理性选择，还是非理性选择？方才，多位报告人和评论人谈到“医闹”这个词，说的是在医患纠纷中，患者“大闹大解决、小闹小解决、不闹不解决、一闹就解决。”这和我国其他纠纷领域的情况相类似。我刚才注意到魏律师，当然还有很多报告人、评议人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的非理性。对当事人而言，“医闹”究竟是“非理性的选择”还是“理性的度量”？我认为，这不过是患者及其家属们面对非理性制度的理性选择，而不是什么非理性选择，换言之，是患者对非理性制度的理性回应。各位知道，理性既有哲学意义上的，也有经济学意义上的，我这里宁愿取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概念。这种理性，不过是一种和效益关系的权衡问题。相信绝大多数患者，这样的利害权衡能力还会有吧？当患者选择“医闹”的方式进行博弈，能够以支出更小的成本，获得更大的效益和利益的情形下，他为什么拒绝选择“医闹”呢？他为什么一定要依循你法学家的法律理性，钻入法律套子，以高昂的成本，换取更小的收益呢？ 再次，从医疗制度视角反思：医院，究竟是“人民医院”还是“契约医院”？医院定位是医疗制度的一个方面，但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。大家知道，我国所有的公立医院，都被号称是“人民医院”。与此同时，各位也会发现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：在我国，凡是号称‘人民’的所在，譬如“人民政府”、“人民法院”、“人民医院”、“人民邮电”等等，反倒经常是和人民很对立的所在。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，这种矛盾、甚至对立愈趋严重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，但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我没做过专门研究，不知道诸位如何看待这一问题。我想，如果国家不允许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在同一起点上公平竞争，如果不赋予医院和患者一种基本的契约关系，而仍强调道德期待上的“人民医院为人民”，如果医院之间不能形成良性的竞争关系，而一任公立医院垄断……那么，这种医疗制度，就不可能营造、构建一种有利于缓和医患关系的制度机制。所以，与其说“人民医院”，不如以契约来界定“医院”和“人民”的关系，真正使医院纳入制度体系。当然，究竟什么是制度，这又是个很复杂的问题。我现在准备写的五卷本《制度的法理》，就专门研究这个问题。这里不予多谈。 第四，从司法制度视角反思：司法活动，究竟是“平息矛盾”还是“判断是非”？十多年前，我在对中西司法制度做简单比较时，用了“判断是非和平息矛盾”这个结论，强调现代司法在判断是非基础之上解决矛盾，而古典中国司法不太关注是非曲直，不论运用何种方法，只要能够平息矛盾即可。这种情形，被沿用至今。在当今我国的司法活动中，特别是王胜俊首席大法官以来，这种情形更甚。大、马锡方式等等都应运而兴。在法院，所谓“搞定就是稳定、摆平就是水平、没事就是本事、妥协就是和谐”这句据说由当年浙江某法院院长首创的“司法经”，在法院系统颇有市场，我多次听到法院法官大谈“摆平就事水平”的道理。在这种理念下，什么判断是非，以及和判断是非紧密相关的法律方法，就不可能获得法院和法官的青睐，法官的判断权变成了协调权，司法裁判和行政调解没什么两样。这一切，正像方才李法官所言，既引致了司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权威危机，也影响了司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效率和效果。因之，如何真正建立起以判断是非为前提的司法制度，对医疗纠纷的权威解决而言，自是非同小可的问题。 最后，从行政制度视角反思：我国的行政，究竟是权力缺席还是权力冲突？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，卫生部龚处长对我国卫生行政机构的基本究竟是什么，是患者人权保障，医政管理还是协调医患关系？相关法律法规似乎规定了很多职能，但具体实施起来，却是顾此失彼，难以兼顾。这让我很有感触！这种情况，似乎是权力冲突问题，但在我看来，是典型的行政权缺席问题。也是在十多年前，我著文反思了我国“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”的关系问题。至今，这种情形依然严重地存在，特别是在行政机关的权力定位问题上，重重叠叠的法律法规，构织了百衲衣般的权力体系，但权力一旦启动，又难以真正操作。各位，这在实质上不是权力缺席吗？权力缺席，一方面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口实，另一方面，也为权力推诿、行政不作为创造了方便。凡此种种，或使行政面对医患纠纷而无所作为，或使其面对医患纠纷又无所不为。究竟无为还是有为，仅仅取决于利益需要或政治需要，而不是医患关系的需要。所以，权力冲突一旦成为经常，与其说是权力冲突，不如说是权力缺席。 当然，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在文化心理等其他视角做反思，但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不再继续展开。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孙大庆律师，电话：15965312087..QQ：734619688，专打医疗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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